垃圾焚烧肯定是需要的，关键不在要不要烧，而在怎样烧。对垃圾焚烧发电不能过于理想化和浪漫化，而应持以最大限度的审慎。这种最大限度的审慎，应体现为至少如下四条基本原则：
不分拣到位不焚烧编辑
健全的垃圾分类是垃圾焚烧发电的前置条件，是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，这早就是社会共识。问题是，不是有没有这样的社会共识，不是公众的素养够不够，而是城市政府到底有没有决心。垃圾分类需要强大的基础设施，正如媒体已经指出的，日本人垃圾分类做得细，首要原因是他们垃圾分类运输设施做得好；台北20世纪90年代后垃圾总量锐减，也因为垃圾分类设施服务周到；美国人垃圾分类意识强，同样因为他们的垃圾分类运输排班表容易一目了然。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提供垃圾分类所需的强大基础设施。不论公众的分类冲动多么强烈，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强大基础设施来配合，就绝无落地的可能。
不财政全额不焚烧编辑
毋庸讳言，市场化已是中国垃圾焚烧发电的明显趋势。但巨大的环境风险却注定，在国情特殊的中国，垃圾焚烧发电并不适合市场化。发达国家可市场化，因为无论权力还是资本，在发达国家都受到严厉制约，而我们并不具备这样的制度环境。跟权力结盟的垃圾处理巨头如果不承担社会责任，社会只能无可奈何，最终的恶果则是社会买单，用公众的生命、健康和财产来买单 。
这不是单纯的逻辑推导，而有铁的事实支撑。之所以考虑要调整垃圾焚烧发电的发电补贴政策，皆出于焚烧发电企业普遍的弄虚作假。为骗取发电补贴，他们大量使用煤和油来发电，焚烧发电厂因此很大程度上蜕变为火电厂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监管的失灵。
这种背景下，把垃圾焚烧发电这种高风险产业交给市场、交给企业去主导，后果极其严重，垃圾焚烧发电极有异化为打着环保旗号的环境公害产业的可能。如果城市垃圾危机确实严重到非烧不可，那么这种事关公共安全的高风险产业，就完全属于公共服务的范畴，就应该主要由城市政府买单，应该属于财政全额保障的公益行业。惟有财政全额保障，不计成本，才可能杜绝偷工减料的行业黑洞。这方面也并不是没有先例。同在深圳的宝安垃圾焚烧厂，安全系数就大得多，据媒体报道，它的烟囱几乎没有任何可视烟雾排出。政府测试也表明，该厂几乎没有及其他污染物排放，原因就在于该厂全系政府投入。只不过，其投入比私营垃圾焚烧厂高得多——宝安厂每吨垃圾燃烧所耗费成本是龙岗厂的10倍。但财政本应取之于民用于民，要烧就应该不惜血本，以绝对保障公众生命、健康和财产为最大追求。
不公开透明不焚烧编辑
台北市民及环保团体常常半夜出击去垃圾焚烧厂“抓现行”，监督有无违法垃圾焚烧，那种境界我们差了十万八千里。原因很简单，谁敢出击去垃圾焚烧厂“抓现行”？看工厂保安不一棍子把你打出来。围墙一入深似海，天知道里面咋个烧？
所以，能否做到垃圾焚烧全程公开透明，也应是决定垃圾焚烧发电是否上马的重要指标。这方面，台北的经验足资借鉴。据报道，台北的焚烧厂所在地，都会成立民间的监督委员会；焚烧厂每隔两月发布一次运行指标，方便市民质询。焚烧炉与民营业者之间的经营合约也在台湾环保署网站上公开。台北市环保局还在垃圾倾泻平台上设置录像设备，并连接网络，市民可随时上网检查进炉烧的是什么。
对环境风险的监控没有谁比潜在受害者的监控冲动更强，也没有什么监控比潜在受害者亲力亲为的监控更有信用。垃圾焚烧发电在信用严重缺失之当下中国，必须做到向整个社会，尤其向作为潜在受害者的所在社区的居民全方位开放，接受整个社会尤其是所在社区居民全方位的监督，才能真正取信于人，真正让人放心。
不公平补偿不焚烧编辑
垃圾焚烧发电不可避免的环境风险，显然要对周边居民的物业带来一定损失，既有损失就该赔偿，不能说为了所谓整体利益、多数人利益，少数人损失了就损失了。私有财产不可侵犯，不仅是指不被私人侵犯，不被民间侵犯，更包括不被所谓整体利益、多数人利益所侵犯。利益只能置换，不能被牺牲，无论当事的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。这个原则必须是刚性的 。
以上四条，是垃圾焚烧发电基础性的社会配套条件。垃圾焚烧发电在学术上是有争议的，在技术上是有分歧的。当务之急不是讨论该不该烧，以及该在哪里烧，而只能是基于社会学视野，基于特殊国情，重点考察垃圾焚烧该怎样烧，即应该在怎样的社会条件下烧。这种态度才是真正对生命负责、对历史负责的态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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